我來美國的前兩年，在喬治亞州的一個鄉村小鎮唸心理學碩士。小鎮裡住的主要是虔誠的基督教白人、其次是喬治亞州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，亞洲來的面孔可以說是少之又少。所念的心理系在美國大多以白人為主，在我的學校只有我一個台灣人。那兩年的生活沒什麼選擇，天天都沉浸在英文生活圈裡。
相較於剛來美國時覺得沒有必要對自己的亞裔身份與外表大做文章，但是在只能講英語的環境下，花在語言和生活上適應的力氣，遠遠的超過單純把書唸好的壓力。例如和朋友聊天時，經常搞不清楚一些當地人習慣的用法，畢竟美國社會的生活邏輯、看事情的態度、朋友們出去玩的習慣等等，都和台灣有很大的差別。我的運氣好，當時受到不少有耐心的美國朋友照顧。長久下來，我對於英語細緻度的掌握一天比一天進步，我和美國朋友們的交談越來越流暢，有的時候，我甚至誤以為：自己有一天可以道道地地的成為美國朋友群的一份子。
同時，我開始慢慢認識美國社會對於亞裔女性的想像。事實上，不論我的英文再怎麼流利，不論我的交友圈再怎麼裝載白人，我永遠也不會變成一個道道地地的美國人。在美國人的眼中，我永遠是一個亞裔女性象徵，而我個人的成就、價值、道德、對未來的期望，以及獨特性，只是一個偏航的亞裔女性的重覆示意、一個界外值。
我一方面想淡化美國人對我的亞裔女性刻板印象，一方面又經常覺得需要捍衛自己是台灣人的事實，經常得強調台灣與泰國、日韓、及中國大陸的差異。當時我經常覺得西方人很無知，因為他們對於外國人的認識總是過分簡化、拘泥於刻板印象。於是我一邊忙著捍衛自己對台灣的認同，一邊努力的擺脫美國人對亞洲人的刻板印象。在真心的最深處，我一方面想大聲疾呼「我來自台灣、我愛台灣、台灣不是泰國、日本、或中國」；另一方面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用盡心力練英文口說、表現自己不僅侷限於勤儉溫柔的獨特性，還有高教育程度、聰明、獨立、辯才無礙、和西方人一樣熱衷於社交宴會等等。
這個兩難實在是太難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在美國前兩年的許多努力──參加白人朋友的聚會、勉強學習白人認同的文化、把自己天衣無縫地裝扮愈白也許愈能粉飾太平。也許在某個層面上，是暗自希望可以安安靜靜的過關、可以不必經常筋疲力盡的捍衛那些矛盾與衝突的認同，不必總是擔心自己得代表「少數族群」被點名出來表示意見。
第三年之後，我到匹茲堡唸博士班，因為城市比較大、開始有台灣圈的朋友，但沒想到，我的台灣朋友也對我發佈婉轉曲折的輿論。我念的科系仍然是白人為主，在學校的生活圈內仍然是寥寥可數的台灣人。課業壓力大，唸書、研究、教書、看病人、寫不完的報告，也沒有時間去認識學校以外的台灣朋友。在匹茲堡認識的台灣朋友，也是每年每學期的來來去去，真正天天朝夕相處、生活在一起的，還是以學校的外國同學為多。
台灣的朋友有時候會問我：「是不是要變成美國人啦？」但我現在的生活充斥著白人、美國文化、美國歷史、美式足球、美式幽默，許許多多真實的生活裡面，我在美國是可以閉著眼睛假裝自己穿著白色外皮的。就這樣，我的生活真真實實的被分裂成互不相容的兩邊，跟台灣人在一起時，總被說我台灣得不夠徹底、跟美國人在一起的時候又感覺不到家。真的是連自己都感到困惑了。
到最後，真假的界限越來越模糊，如果我是堂堂正正的台灣人，我在美國真的過關了嗎？如果說骨子裡我是台灣人的，那我又該如何說明真實堅誠的美國生活呢？最難過的時候，就是找不到自己、自我認同懸在不黃不白的中間，兩邊都過關、但其實兩邊都沒有過。剩下的都是假裝，而假裝又感覺那麼真實。
現在進入第四年的美國生活，開始做起以前想也沒想過的文化研究，大概是因為這幾年來，我漸漸的被塑造成一個（美式想像裡的）亞洲人。在美國生活，我對於自己國家、種族、與個人身分的認同，是在一個完全沒有根的情況下重新成長的。美國的大環境對於亞裔女性的特定想像，和我在台灣二十多年的生活經驗有巨大的落差，但卻經常是美國人用來認識我的基礎。
在保衛亞裔女性自身主體性與融入美國社會的掙扎中，我終究還是沒有過關的。夠多年了，修了夠多的課、寫了夠多的英文文章、讀了夠多的英文歷史哲學、看了夠多的病人、教了夠多的學生，我還是沒有過關的。我在美國社會的眼裡，還是象徵著亞裔女性的原型，代表了一種美國社會對「他者」的想像，我還是沒有過關的。在大部分正式的場合裡，我的原型引發的想樣總是被以禮相待的。教授們、學院的院長們、精進教學部的教育人員們、國際學生事務處的服務人員們，總是很客氣的。即使我和我代表的原型有相當程度的落差，這些檯面上的正式人員多半是有備而來的，免疫於顯現出驚訝或不可置信的表情。
事到如今，雖然那些明顯而公開的對亞裔女性的想像已在法律上被全面取締，隱形的想像仍然根深蒂固的存在著。是那些隱形的想像裡，我的一舉一動被精密檢視分析，然後決定我可以被歸為異類，因為我偶爾符合、偶爾不符合那隱形卻唯一的正確想像──勤儉、溫柔、英文不佳、可能提供性服務等等。難怪我經常看到這些寫滿驚訝與困惑的表情。我終究還是沒過關的。做我自己、做真實而誠懇的高知識亞裔女性，在美國社會的想像裡是不能過關的。如果我好好的做自己，一個無關於文化或性別的自己，我不能過美國社會那關，因為我不符合該社會對我的想像；如果我好好做自己，一個只剩下文化與性別的自己，我卻親手埋葬了那個有更多更多可能性的自己，過不了的是自己這關。
我是不能變的，因為改變將對社會的特定想像有所危害，所以我是不能跟一個平常的人一樣，有時開心、有時生氣、有時溫柔、有時嚴謹、有時聰明伶俐、有時需要依賴。在這個社會的特定想像裡，我是不能成為一個平常的人的。原來是這樣的：在美國社會裡，我是不能成為我的。誠懇的成為「我」是不能過關的。在最盡頭的時候，竟回到當初開始的地方，我又開始成為一個亞裔女性了。
也許我再一次開始成為一個亞裔女性，終有一天可以慢慢的走到自己──那個生而為人的基本、無關於文化或性別的自己吧？也許只有從這裡開始，我才可以慢慢建構一個在美國社會的新的、不同的、包容差異想像下的亞裔女性；只有從這裡開始，有一天那個自己不用總是急忙忙的駛離自己，有一天終於可以平靜安和的做自己，可以免於戰爭、辯解、無謂的掙扎等等那些永遠過不了關的假面了。
編按：本文節錄自「我是誰？──解構與建構美國社會對亞裔女性的想像」，全文在2010年發表於<台灣女生留學手記Ⅱ>（玉山社出版公司）。
作者江孟純，目前於美國Duquesne University攻讀臨床心理學博士。
本文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，不代表本基金會立場。